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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论地] 郑传森:鲁迅的政治远见——鲁迅杂文学习札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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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2 17:30: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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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视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经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1)。“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巴金说:“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3)鲁迅的思想和精神闪烁着独特的光辉,鲁迅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和丰富的精神财富,他笔锋犀利的杂文,内涵深刻的小说,文笔巧妙的散文,都是空前的。鲁迅精神的基础在于他代表着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大众;鲁迅精神的力量源泉在于他的无私无畏精神;因此,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时境如何变迁,鲁迅精神都将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政治思想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鲁迅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对任何事物、任何人,对革命队伍、对革命者自身,都采取分析的态度,听其言,观其行,并且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他还十分注意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发展、变化的观点,所以他比任何人对事物都看得更真,看得更远,看得更深,看得更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之所以称他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理由和根据。

  (一)

  分清敌友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鲁迅的政治坚定性,来源于他跟人民、民族和先进社会力量的极其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将营垒分清”,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他以其无比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投向形形色色的敌人,投向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蛀虫”,撕去他们的假面具,让他们原形毕露。而“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4)他把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是自以为感到光荣的。”(5)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群众一边的革命立场,是革命目标始终如一的基础,“我们自古以来,旧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6);革命斗争的坚定性,是保持革命立场的保障,“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成为“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妥协。”(7),“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8);鲁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是“每一个人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鲁迅的秘密读书室里,珍藏着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他的这些书籍来之不易,大多数是托友人从国外买回来的。还在一九一九年,他就饱含着无限热忱热情地歌颂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者中国和人类的希望。”一九三六年,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针对“托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攻击,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理论”虽然高超,“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却“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短短二十七个字,揭露了“托派”卖国媚敌的的***本质。他怀者无比的自豪感明确地答复托洛斯基派,他怀着满腔热情激情称颂俄国十月革命为“新世纪的曙光”要人们“抬起头来仰视它”(9)。《醉眼中的朦胧》是一篇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杂文,明确指出“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指出“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尖锐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中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走去。”(10)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的关键时期,在文艺界,有人以反对“功利主义”为名,散布“人性论”,扇动作家用“鲁迅笔法”攻击党,暴露人民的缺点时,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的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纲领性文献,毛主席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地说:“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惚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解放以后,一九五七年,极个别人以“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观点,攻击社会主义时,毛主席发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这一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又一次号召我们要学习鲁迅分析问题的辨证方法;一九六零年,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还要求我们要学习鲁迅平等待人的高贵品质,并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还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读点鲁迅”。

  (二)

  鲁迅的政治坚定性,来源于他的:“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11)。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展望未来。在他的杂文中处处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武装斗争、对于唯物主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战线策略、马克思主义美学等运用。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研究、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思潮。他说:“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的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道路前进的路”(12)(12)(《

  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他说:“根本问题是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3)(13)(《》

  在从鲁迅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帝国主义到买办资产阶级的奴才、走狗、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的斗争;从文化思想战线上与学衡派,现代评论派,到新月派、第三种人,创造社、太阳社的斗争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不管革命斗争形势多么复杂,不管革命队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管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鲁迅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高瞻远瞩,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以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洞察秋毫,透过形形色色的伪装,识别各种敌人的真面目。

  鲁迅的政治远见,造就了鲁迅与人民大众的心是息息相通的,铁定了鲁迅的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我们要以“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14)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先生就满怀激情地说“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正确的”(15)他说:“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对于自己人他“反对辱骂和恐吓,以为这决不是战斗,”但不反对“对错处给以相当的骂;”(16)

  他十分警惕“忽讲买卖,忽讲友情,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的的流氓手法。”(17)他十分憎恶那种“胜北则纷纷聚集,见败北则纷纷逃亡”(18)的机会主义分子;他善于戳穿“以谣言杀人,”的“谣言世家子弟”(19)他强烈地评击“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的两面派(20)他十分厌恶那种“要人帮忙时候用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吵时侯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的利己主义者;(21)他告诫我们要“防备自己一面的三反四复的暗探”和“自己营垒里的蛀虫”;他提醒我们“同路人者,----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他要我们注意“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的叶公好龙者。(22)对于自己人他“反对辱骂和恐吓,以为这决不是战斗,”但不反对“对错处给以相当的骂;”(23)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篇内部讲演,十分明显地不同于其它对敌战斗檄文,通篇不用曲笔、反语,没有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和旁敲侧击,而是亲切诚恳,热烈明快,直抒己见;而是将主题的严肃性与语言的幽默性相结合,通过生动鲜明、风趣灰谐的语言来表达。

  对于如何区别敌我友,他更总结了“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法”的十分宝贝的斗争经验。(24)为了“防暗箭”,鲁迅提倡“壕堑战”,并且要“横着站”的战术。

  (三)

  鲁迅的政治坚定性和革命彻底性,造就了鲁迅的“韧”的斗争精神。鲁迅是革命队伍中一位很老练的优秀战士,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分明,常常反戈一击,致敌于死命。他说:“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消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却是正确的。”(25)他还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26)他说:“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的战斗。”他提倡“不耻最后”。从一九二五年三月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到一九二六年三月的“三•一八”惨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鲁迅先生以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顽强毅力,写下了一百多篇战斗檄文,给***的军阀政府和“现代评论派”以迎头痛击;从一九二六年七月的北伐战争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军阀混战,在***势力的残酷迫害下,他先后辗转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利用他那如匕首、投枪的“金不换”,又写下了一篇篇揭露***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镇压工农运动、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到了布满白色恐怖的上海后,他更加总结了在恶劣环境、险恶处境下斗争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了斗争意志,他满怀深情地说:他愿意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革命文学”。他热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火车头”,他以为“那切切实实,足踏实地,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27)

  《伪自由书》是鲁迅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在当时上海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六十三篇杂文,而《伪自由书•后记》是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为《伪自由书》的出版而写的后记,在《伪自由书•后记》中,鲁迅把当时敌人攻击自己的文章全文照录,作为反面教材,收入了《伪自由书•后记》,指出作者在写这些文章时的用意和企图,深刻揭露了敌人的五花八门的阴面战法,“这回趁几种刊物还在手头,便转载一部分到《后记》里,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28)表现了鲁迅的政治远见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唯我主义立场和观点。

  (四)

  鲁迅的政治远见,决定了他的革命斗争的彻底性。“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蔽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于时宜不合”然而这正是鲁迅杂文伟大之所在。运用比喻,塑造形象,赋予特定的形象以丰富的象征含义,揭示某种类型人物或社会集团的思想行为与精神面貌的特征,是鲁迅杂文的重要艺术手法。他主张痛打落水狗,“他没有一点假慈悲的君子色彩”(29)他说:“旧社会的根底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30)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表现在他的“痛打落水狗”思想上,他说:“狗性是不大会改变的”。(31)他主张“倘使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32)而对于”叭儿狗,尤非打入水里,又从而之不可。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33)鲁迅的晚年,斗争环境更加复杂,更加恶劣,但他对战线却看得更加清楚,斗争策略更加正确,斗争战术更加灵活,只要他投一匕首、掷一尖刀,都让敌人晕头转向。鲁迅在他逝世前一个月,写下了《死》这篇文章,其中说:“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们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不宽恕。”(34)鲁迅告诫我们:对于一切害群之马,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就是寄罪于人民。

  (五)

  鲁迅的政治远见,让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成为贯穿其战斗一生的一条红线。日本友人增田涉在回忆鲁迅先生时说:“日本的某君可能认为说本国的坏话是不可思议的,他问鲁迅‘既然这样,你后悔自己在中国出生是吗?’鲁迅答:‘不,在中国出生比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生都要好,’当时,我也在场,深受他的回答所感动。”(35)他从科学救国到文艺救国,从医学救身到精神救心,其根本立足点在于唤醒民众。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怀,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者的仇恨,对封建买办阶级的憎恶,集中地体现了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的《伪自由书》是他声讨蒋介石卖国投降的战斗檄文。鲁迅没有丝毫的奴言和媚骨,这在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在长期以来受家长制的封建统治这种特殊国情的中国,无疑是最难得、最可宝贵的,鲁迅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任何丧失民族自尊心,缺乏民族自豪感,一切有侮中华民族国格的心理、言论和行为,都是与爱国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应该把爱国主义精神化为具体的行动,把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变为奋发向上的实际行动,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六)

  鲁迅只是一个常年穿着旧长衫,手中既无发好施令的丝毫权力,家中也无富可敌国的产业,为了生存还须四处逃亡的文人,然而,却成为一切***派的心头患、眼中钉,成为人民心中的良师益友、中华民族的灵魂。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悼鲁迅先生”辞:“五四以来,万众青年心灵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十月十九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键的战斗的笔,弃我们而阂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深沉的悲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惨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躺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但我们坚信他将仍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世界上的,只要还有不甘心做奴隶的人,追随他那坚实榜样,为着贫弱的中华民族搏斗下去”(36)鲁迅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珍贵遗产,对于中华民族,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文明宝库。鲁迅的作品蕴涵着中华民族的卓绝光辉,鲁迅的思想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鲁迅的人格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崇高伟大,她哺育、滋养、启迪、熏染、陶冶、鼓舞着一切向往真理、追求光明的人们不断地同所有阻碍人类进步的腐朽、邪恶、黑暗势力的斗争,鲁迅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鲁迅思想源远流长,鲁迅光辉泽被千秋,如日月经天,江河行远。“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文,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又决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等,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37))“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38)只有革命的人们,才有资格来纪念革命战士。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才是对于革命战士最好的纪念。纪念鲁迅这样历史伟大人物,对于我们认识鲁迅、学习鲁迅、继承鲁迅传统,宏扬鲁迅精神,进而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是历史和时代对我们的共同要求。

  (1)、《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页

  (2)、《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零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0—691页。

  (3)、巴金:《为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题词,1991年12月

  (4)、《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第六卷第474页)(《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等给中央的贺电》

  (5)、《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第六卷第474页,《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等给中央的贺电》

  (6)、《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九三四年九月,《鲁迅全集》第六卷第92页

  (7)、《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的演讲》,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页

  (8)、《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九三零年,《鲁迅全集》第177页

  (9)、《鲁迅全集•热风•随感录五十九》第一卷第425页

  (10)、《鲁迅全集•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第四卷第53页

  (11)、《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4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8页

  (15)、《鲁迅全集•二心集•序言》第四卷第51页

  (16)、《华盖集•评心雕龙》,《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00页

  (17)、《鲁迅书简》第617页;

  (18)、《华盖集•这个与哪个》,《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07页

  (19)、《南腔北调集•谣言世家》,《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58页

  (20)、《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6页

  (21)、《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5页

  (22)、《〈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5页

  (23)、《华盖集•评心雕龙》,《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00页

  (24)、《〈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5页

  (25)、《鲁迅全集•二心集•序言》第四卷第51页

  (26)、《鲁迅全集•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第卷第页

  (27)、《且介亭末编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六集,第474页

  (28)、《伪自由书•后记》,一九三三年七月《鲁迅全集》第五卷第页

  (29)、《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三六年月日

  (30)、《二心集•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84页

  (31)、《坟•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54页

  (32)、《坟•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54页

  (33)、《坟•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53页

  (34)、《且介亭末编•死》,《鲁迅全集》第卷第页

  (35)、增田涉《回忆鲁迅》,《集萃》,1982年第六期)

  (36)、《大公报》上海版《悼鲁迅先生》

  (37)、郁达夫:日文期刊《改造》,一九三六年,第十九卷十三号

  (38)、郁达夫:《怀鲁迅》,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文学》第七卷,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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